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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 我们，该拿什么来纪念照片、邮件、手机里还没删掉的短信、晚餐的收银条、舍不得用掉的50P银币、卷起的书页
沿途的风景、走过的街道的灯光、坐过的Starbuck's的沙发的坐痕、周四晚上七点熙熙攘攘的Villiers Street、周日午后的阳光、太阳镜中反射的自己、追逐公交车的脚步、pub的高脚凳、没来得及收掉的空酒杯
那拥抱、那注视、那微笑、那字字句句
那流逝的光阴和Nachos留在指尖的余味
……
5月24日 学年后“综合症”求职、简历、论文
音乐、伦敦西区、邮编
小卷同学由W9搬去了N17，从西区搬到北伦敦，她经历了“从尿坑到屎坑”的无奈，就连卖保险的都有“地域歧视”，住在N17保额要加倍。上周五的晚上还是欢欣雀跃，此刻却还是要为前途迷一下茫。又逢毕业，大家又该拿出十八般武艺了。
晚上的音乐会印象深刻的是芬兰籍指挥约翰大叔不知道是由于指间打滑还是。。。在门德尔松“意大利”交响曲第三乐章的最后居然扔掉了指挥棒，右手挥舞着肥肥的小拳头，直到乐章中间隙乐手才帮着捡起指挥棒，“怯生生”地交还到指挥手中。这也是我平时第一遭见此情形，实在是笑死我了。特此纪念一下。
早先亮相的Benjamin穿着竖条衬衫走上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后台工作人员。将肖邦的钢琴曲演绎得非常四平八稳的这根“芦柴棒”只有15岁！10岁参加GCSE，相当于国内的初中汇考，还拿到了第一等成绩，实在是天才，不过我和小卷同学都认为不如咱家郎朗，不过英国的爷爷奶奶们显然还是为英国古典音乐舞台后继有人而兴奋不已。
小汤终于可以解脱了，下午考完了汉语，据说“It seemed to go quite well”。此刻应该已经马不停蹄地踏上匈牙利的土地了。学习汉语已经把他折磨到崩溃边缘了，侵蚀了他的幽默感，但他还是出人意料地建立了自己的“list of shame”：怎么都记不住的汉语单词。这是一个从小一帆风顺的人，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说好听是踏实，说难听就是太过现实的人，是一个不能容忍自己失败的人，这是一个不太典型的狮子座人。
最近和朋友经常谈论英国人如何在意“等级”、“出身”、“学历”、“名校”……pretty dreadful！好了，我一定努力让我儿子将来念上世界名校，圆他妈妈的名校梦。我这辈子的schooling大概就要搞一段落了，挺开心的说实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我目前置身在一个只有有钱才能享受得开的城市，这是一个甚至是家庭住址邮编都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直观印象的城市：真的让人很郁闷。
我不知道8月以后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明年一月会有什么在等着我，但我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以及现在每一个选择，只要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地走，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爱的人。我想我可以做到。妈妈在电话里似乎没有表现出过度兴奋，因为她知道她女儿是谁，从她小妈妈就知道。
礼拜天我要晒大太阳。 5月22日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转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林语堂去年8月到9月，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线是不确切存在、却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从黑龙江的爱晖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1935年创造了这条线——爱晖—腾冲线，它也被称作“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40%左右的东南部地区，6%的人口居住在60%左右的西北部地区。出生于1901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被当作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国家，你能够帮助她吗？鲁迅不是在1927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胡焕庸相信人口与地理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角度，地图上这条斜线不正说明了为何中国是如此的拥挤，人口的压力这样大。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判断，也能从我们昔日的经验中获取某种精神与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语堂在1934年手不停歇的写作《吾国吾民》——中国历史悠长，曾经无比辉煌，也有很多弱点，但它充满了韧性，总是能从挫折中复原；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将1937年的抗日战争，比作将近1600年前的淝水之战，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帮助中国摆脱痼疾，重新获得勃勃生气。这些片段总是让我动容。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做出的反应的热忱、丰富与深沉。他们的洞察力超越了时间，以至于70年后，仍滋养着新一代人。今天，尽管经过多次移民，我们的人口分布仍遵循着胡焕庸线的划分，而70年过去了，没有著作比《吾国吾民》更诚实与美妙的解说中国，其中很多判断似乎是为这个时代而作。地图上的斜线，不可能成为真实道路。我们的旅行大致沿着它进行，乘坐长途公共汽车我们经过东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浓重的烟尘中穿行，在秦岭中绕来绕去后抵达了风物不同的汉中，然后从川北的绵阳到成都平原，最终进入云南……我们路过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谈话，我迅速忘记了试图通过这条胡焕庸线来了解中国本质的宏大愿望，但是和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触，却带给我某种更细微的触动——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种种的社会运动，20世纪的中国被各种灾难与实验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们必须顽强的在其中寻找平衡，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那个古老中国很多特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他们勤劳、忍耐、富有韧性、随遇而安，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的气质也改变了他们，他们渴望各种“新生活”、不害怕流动性，甚至胆大妄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这次旅行或许浮光掠影，观察或许不够深入，我试着打破在我的头脑正在形成的某种僵化。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你很可能被书籍、互联网、咖啡馆里的谈话所封闭起来。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很有可能你只是接受了某种狭隘的信息；即使你知道了，但由于没有亲身的体验，你的知识与理解则流于抽象与苍白；你或许有一个宏观的框架，却没有细节可以补充。双眼、双手与双脚的感受，与电子屏幕很不同。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感情，不是来自于抽象的名词，而是来自于具体的人、山水、食物的味道、对往事的追忆。在很多时刻，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念念不忘，是因为他曾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他的年少时光是在那滴水的屋檐下度过的。也因此，每个人对于他的国家的感受也该是不同的，它既具体又复杂，或单纯或浓烈，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就像是一棵大树和她的树叶，树叶吸收类似的养料，树叶的形状相像，却永远不会有相同的两片叶子。二绵阳的北川县是这次旅行中的一站。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记得那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坐在北川县的县志办公室内，和一位县志编纂者的闲谈。那是个气氛沉闷的办公室，有着典型的机关气氛，黄色的写字台，绿色的文件柜，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文员正安静打着字。那位县志编纂者——真抱歉，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则和我们谈着北川县的变迁。他就是那种我在旅行中经常遭遇的中年地方知识分子的模样，一开始羞涩、谨慎，但当谈话展开时，逐渐变得兴奋、并对自己的知识充满骄傲。他说起了自己如何在文革之后考上大学，如何放弃了在绵阳中学教书的好机会，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刚刚编辑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在谈话时，我偶尔向窗外看去，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然后，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的广场前，一座大禹的铜雕像正矗立在那儿。这是座新的县城，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价的簇新，看不到历史的痕迹。和途经的很多小县城一样，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5月16日的下午，我又来了。在从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我想起这位喜好写散文、读历史的仁兄。在途经安县时，我们的车被拦下。拦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小平头，而女人则是碎花紫色底的衬衫，脑后扎着马尾辫。他们的表情既平静又焦灼，黑黑的皮肤上皱纹深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四川话，大意是，他们住在北川县的一个山里村庄，地震发生后，他们被转移到绵阳的体育场。但是，他们的18岁女二是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昨天，他们找遍了绵阳的医院，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的名单中，都没有女儿的名字。现在，他们想到北川中学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说到女儿时，中年女人平静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她开始哭泣。但哭泣的时间持续的很短，随即转为平静了。一路上，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眼睛只是盯着远方，迎面的风吹来时，她的眼睛眯起来。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车，徒步向上走。最终，我们抵达了北川中学。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我们看到了一片忙碌与混乱，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绿色的军人、白色的医护、橙色的消防队员、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还有各种颜色不等的受伤者、志愿者……它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校园中心是一大片废墟，4天前，它还是一座6层高的楼房，一群少年还在它前面的操场上嬉戏。如今，五台吊车正巍然矗立在那里。我走到废墟的边缘，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发现在灰色的硬梆梆的碎片之间，是各式各样的课本。“优化的设计”、“思想品德课本”、“中国历史填充图册”，我不知道如今课本已是这样的大开本的。有两队救援者正在忙碌，一个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围观者散落在周围，他们中的很多是在等待废墟下的亲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现。人们都带着口罩，既是为了过滤掉灰尘，更是为了隔离蔓延在空气里的尸体的腐臭。距离地震已超过96个小时，也就是幸存者生还的可能性已迅速减小。救援者的动作缓慢，如果你在现场，就会发现在水泥板中将一个人救出是多么的困难，大型机械经常帮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难与缓慢。我的同事在一个废墟中心处看到了堆放的、尚未被清理的尸体，柔软的肉体被包围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我又碰到了那队夫妇，他们也徒步走上来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脸茫然。他们那样无助的看着废墟，他们该向谁去询问，我的女儿在哪里？她在废墟下？还是已被收走？现场混乱，被挖出的尸体面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是那么多，谁也帮不了他们。我身旁，一个穿着浅绿色的T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问我是不是记者，然后突然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四年前，他毕业于北川中学，现在绵阳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里，生还无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他突然感慨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办。”从北川中学出来，延盘山公路而下。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从它们旁边绕过时，令人不寒而栗。远远的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路上，是形神涣散的灾民，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他们年轻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当我走到县城时，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但是当它真的摆在眼前时，仍有一股超现实的味道，它们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的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的倾斜着，保持着暂时的平衡，仿佛一阵风吹来，它们就将轰然倒塌。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在其中的一个下面，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另两个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子的脚，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则完全看不昔日的痕迹，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一个歪斜的蓝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去年8月我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最终，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它已严重坍塌。而在它对面的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旧昨日的坚毅神情。广场上矿泉水瓶、废纸、各式垃圾、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它是用来裹尸体的。“昨天，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县城空空荡荡的，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之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营救，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崩溃，瘟疫可能蔓延……我不知道地方志的作者的踪影，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继任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三自从5月12日以来，我的情绪一直在摇摆。一开始，我无意加入那个迅速蔓延的悲痛与同情的潮流，因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达和证明给别人看的。我甚至犹豫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是否应该立刻冲到一线，一方面现场经常让我感到无力，另一方面我也警惕自己成为一名职业“经验收集者”——看，在那个重要历史时刻，我在现场。我像所有人一样被电视画面与互联网上的照片所触动，却不清楚我该怎样理解这一突然性的事件。在前往北川时，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灾区的骇人场面。我的年轻同事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尸体。在深夜，他们坐在废墟旁，看着少年们的尸身被一具具挖出来，排列在他们身旁，夜晚的空气里有浓重的腐臭气息。我不知道他们内心被怎样触动，这场景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他们一直欢乐、平稳的人生中遭遇到最重大的事件吧。我相信，这感受一定是复杂的，它不会仅仅是悲痛与同情……我记得5月15日的都江堰的傍晚，有着灾后的宁静，一个带着口罩的女人面对着一所楼房的瓦砾平淡的对我说，她的妹妹就在下面，已经三天了，而救援队暂缓了工作，看起来希望不大；而在另一处临时帐篷旁，一家人兴奋的给我们讲解他们幸运的离开映秀镇的过程，外公与外婆却滞留在那里，但他们说起亲人，却仿佛在说起不相干的人；而隔壁帐篷里正传出的麻将声……我们对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甚至是豁达，在很多地区，除去颜色，葬礼和婚宴没有太多的区分。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而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这方式则与漫长的传统、特殊环境有关。对我而言，让我心头最为酸楚的，不是那废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只儿童的脚，而是那个前往北川中学寻找女儿的中年夫妇。他们的表情大部分时刻是平静的，有一种在乡村可以普遍见到的木然，那与艰辛、单调的生活有关。他们有大女儿在上海工作，北川中学的小女儿也在准备考大学。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境遇的最可依赖的方式。这对夫妇话很少，可能是过去两天的焦虑已让他们无话可讲，也可能语言从来不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当因为封路，我们的车堵在路上时，他们一句抱怨都没有，只是那里安静等着。而到了现场，他们看起来那么茫然、无力。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普通人不就是以个体的沉默、忍耐来承受社会的变迁与系统的失效的吗？当我再度回到北京，通过电视机与网络来了解灾情时，对北川县城与这对夫妇的生动记忆，开始被各种信息所冲淡与淹没。在电视与互联网上，那些画面依旧：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砾、绿色军服的士兵、橙红色的制服的救援队、踊跃的志愿者、担架上受伤者、温家宝总理焦虑的面容和动情的讲话、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压住四位学生；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口号，此起彼伏，还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诗篇——如果它也被称作诗的话——被一遍遍的朗诵。灾难的情绪进入人们的客厅，在餐桌上出现，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在出租车上，飘荡在空气里，人们的叹息中蕴涵着某种亢奋……它的高潮一幕在5月19日下午2点38分开始的全国性默哀出现。那时，我在北京东区的万达广场，在林立的高楼中的空地上，来自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正整齐的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则散落在周围。那种我很少听到汽笛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沉默着，除去不远处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年轻人，他似乎对突然到来的声响和人群的沉静不知所以，尴尬的站在那里，电话还放在耳边。3分钟比我想象得更漫长，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但坦白而言，它不是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而是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人们都安静和犹豫，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形式感要求的你和别人一致，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而仪式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你自发调整自己。在5月19日—21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我心痛、无奈、几乎有些愤怒的看着，这些人类的悲剧、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开始被滥用与利用。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国殇”、“天堂”这样的词语。而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000万美元，美国的50万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的再次出现了。与此同时，另一些亟待需要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距离灾难发生已经10天了，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最初，我理解并深切的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的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常、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的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事情已持续至今，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国家真伟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时，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这样的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却是“万众一心”……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们情感与理智上的双重匮乏。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天鹅湖”的例证，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200遍，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同样的，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感人故事，经过60个电视台不间断、不断重复的播放，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每个人、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勇敢”，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那一刻需要的是“惨烈”，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至于，这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忘记。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对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对于西方的蔑视，可以立刻变成“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对于灾难的悲伤，也同样如此。在5月19日的默哀中，超过一万名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不是说，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它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这种替换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难以相信任何东西。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难以诚实的面对自身是最初的肇始原因。就像我在第一部分所提及的，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叶，我们具有相似性，却永远不会出现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某一个妈妈来说，繁华的王府井是商业中心，而对于他的3岁小女儿来说，那里则是一个到处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只能看见好多大人的腿。同样，对于一个人的祖国，每个人感受也不同，表达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鸿铭通过褒扬孔子哲学、女人小脚和嘲笑欧洲人来证明中国的优越性，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感；而鲁迅则是通过不间断的批评，你能说前者比后者的更爱国，情感更深沉吗？当中日战争陷入胶着时，你不能要求沈从文、林语堂，或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都到前线去；而今天风靡一时的作品《未央歌》，谁也想不到那是烽火岁月的记录，对于鹿桥来说，年轻人的友谊、爱情和幻想，更重要……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使我们的国家保持了丰富性，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十年后（或许只要一年后），倘若人们想要更多的了解2008年5月12日这场地震，他们能找到什么资料——那浩如烟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浅层反应，普遍缺乏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动性……因为，人们不敢于、或经常忘记了诚实的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悲痛无动于衷，令人心痛，甚至可耻，因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个人假装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用和别人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痛苦，那么他同样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虚伪又内心苍白……四我不知道这些质疑是否不合时宜，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与感受。阿尔伯特·加缪在1958年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一切都搞砸了，那么他索性保持沉默。”我理解他的感受，写作，就像其他艺术与思想活动一样，应该给予人们以希望。但是，同样警惕的是，我们该给予的希望，而不是幻像，前者激励人们，后者麻痹人们。这场地震既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它同样给予我们一次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我们的社会与国家的机会。人们对这场灾难做出的反应，像是这个国家的巨大的横切面，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的面临的巨大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这场悲剧也赋予了我们的国家、每个个人以某种新的情感资源，借助这种资源，我们可能打破昔日头脑的禁锢，或是进行某种新的探索。一个国家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到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这种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为正视的自己的弱点总是让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作者的电子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5月21日 Time is illusion 你说Time is illusion.我没有应声。
和一段小日子说再见。想问的我终究还是没有问出口。回家路上有点万人空巷的感觉，地铁里我睡着了，两个月的29个小时的每一分钟都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放了一遍又一遍，我们脱去了厚重的大衣，穿上了短袖戴上了墨镜，傍晚六点半的阳光还是那么刺眼，玻璃杯的冰早就化成水了，cider淡而无味。
ManU赢了，Terry哭得那么伤心。莫斯科凌晨一点多了，大雨倾盆，浇得人想哭。Big night就这么过去了。
我想你终有一天会读懂。
5月19日 我们不会忘记这一刻 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可是内心早已泪流成河。没有言语，可是我们互相在宽慰，在给彼此依靠。
今天的中国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但就是这两种颜色表达了炎黄子孙共同的悲嗷。
看着中央电视台持续了好几天的直播报道，我第一次感受到同胞们的心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你的痛就是我的痛，就是大家的痛。可是痛过之后，我们还得振作，还得坚强。
电话里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妈妈吓坏了，以为我出什么事了。我只是一遍一遍说着：我很难过，我很难过……可就是无法用其他语言表达了。我看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如此发自内心而又确有前所未有团结的振臂高呼：“加油中国，加油四川，加油汶川”，我体会到山河可以垮，村庄可以不复存在，可中国人的脊梁不会垮，信念不会亡！
祖国母亲又将进入黑夜，不只对多少人来说，这又将是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这将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黑夜，因为手牵手的那一刻我们就不再孤单了。黑暗中我们还是凝视彼此的眼睛，尽管双眼可能已经噙满泪水。
可是黑夜终会过去，不是么?
我又想起一句话，我们常听的，默默念叨地，刻在心里的：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5月16日 转载——谨以此文献给汶川地震110小时之后的施救人员和尚有生还希望等待救助的被埋被困人们大灾或是说大的挑战面前，粉饰的描述太多的言语都显得多余了
☆★解放军已经是被逼急了，以命换命了~~四川卫视：现在AB型血告急~
1、地震发生时，我们在成都高新孵化园某栋二楼上班，突然的摇晃，感觉越来越强烈，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互相打量，其中一位男同事开玩笑：地震，快跑。大家反应过来，一起开跑，我也跟在其中。走到楼道口，有一个女同事站住了，我推她快跑，她却回身张望，等待。后来我才知道，她在等她男友——她男友也是我们同事。那一刻的慌乱中，生死之际，莫名感动。 ……
相信很多人这几天都在用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关切心情。好多国内的朋友都献血了，身处他乡的只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也来帮则筹款。以下是在英国的中国儿基会的朋友筹款的链接 http://www.justgiving.com/cctf-uk
中国加油，我们会好起来！我们爱那片土地爱得深沉。美哉中国！壮哉中国！ 5月12日 我们去中国吧 2008 is proving busy.
又受难了，为什么又是中国。有点奢侈地沐浴在五月午后的阳光和书堆里，却怎么也看不进。死亡人数报告每个小时都在不断上升。阳光太好，一瓶cider可以对付一下午。国内的天一定黑了吧，孩子们还没有找到啊，救援队马上就到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新的一天早晨马上来了。
地震来袭时，你第一时间挂念的是谁？“土豆”上成都某大学宿舍的一段手机录下的画面成了BBC CNN网络和电视新闻的热门。蹲在写字台底下的男生大喊一声XXX我爱你。可能他不完全是真心的，听上去有点谐谑，有些“悲壮”，不过还是非常可爱。中国人在天灾来临时表现出来的众生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说得有点大，但却是非常有意思，值得回味。
爸爸说：“那是同胞啊！”
生命再小再脆弱，在自然面前可以表现出无穷的力量，我坚信。明天一定又有铺天盖地的报道“生的奇迹”了！
祝福灾区的千千万万家庭！祝福祖国！中国加油！过了这一截就都好了。
我说我们还是去中国吧！赶紧的  5月4日 当日历翻过四月 2008年5月原本是最令我忐忑的一个月，而现在我脑子里，却只有中学语文课本中那些对于春天美好的描述。虽然最近伦敦的雨稍微多了一点，钻进地铁时还是架着墨镜，出站时变成小雨是常有的事，于是造成的结果便是还没来得及摘下太阳镜就撑起了雨伞。还有下着雨出太阳——这是常有的事。但凡是有阳光的日子，质量还是很高。
伦敦有了新的主儿。奥运圣火终于在周游世界后回到了祖国，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境内传递。National Geographic这一期是名为Inside The Gragon的中国特辑，去买的原因还有一个，那个在上海已经驻扎了13年的美国摄影记者，斯坦芬尼的前任雇主的摄影作品终于发表了！看到原本胶卷上的影像跃然纸上，惊叹时光飞逝的同时，不得不感慨办好一本杂志的艰辛。我想不夸张地猜测NG去年此时已经定下主题了，Special Issue就在这“节骨眼”上问世了！MSN签名档里的红心依然闪耀~
桌上的汉语教材已经堆得超过论文的参考书了。衣橱里的春夏装好像少了点，赶紧置备起来了！大哥大姐们马上就要迎来真正的考验了，Bless you all！
这个五月，有人来有人走，有人喜有人愁，天有晴也有雨。我还在这里。
Have a very good May!
Bank Holiday weekday in Parsons Gre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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